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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公陈州放粮的故事流传很广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元代作家无名氏写了一本《陈州粜米》的公案剧。剧本说的是宋仁宗年间，陈州大旱三年，陈州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。朝中户部尚书范仲淹召集大臣韩琦、吕夷简、刘衙内等人商议，派两名清廉官员到陈州去放粮救灾。刘衙内力荐自己的女婿杨金吾与儿子小衙内前往，并带着钦赐的紫金锤去整治“刁顽”的百姓。两人到陈州后，把国家调拨的米价抬高一倍，并在米里掺上沙土和秕糠，而且用小斗量米，伤天害理要发国难财。
贫苦百姓张撇古带着儿子小撇古前去买粮。面对这种坑人情形，张愤起抗争，和他们辨论，骂他们都是些偷吃国粮的耗子，咂脓血的苍蝇，不想张被小衙内用紫金锤打死。小撇古跑到东京（开封），向尚为待制的包拯告状。杨金吾二人贪污的事实传到京城，范仲淹等大臣决定派包待制包拯去陈州查办此案。包公在去陈州的路上遇到了妓女王粉莲，包公扮演她的随从，替她牵着驴，混进了陈州城。查清事实后，包待制斩了杨金吾，并让小撇古用紫金锤打死了小衙内亲手为父亲报了仇，然后把小撇古关进牢里。这时，刘衙内从皇帝那儿讨了一份“赦活不赦死”的赦书急忙赶来救儿子，结果包公根据赦书的指示，把活着的小撇古从牢里放出来。包待制查办陈州粜米案，落了这样一个大快人心的结局。
据说包公到陈州办案这一年正好是45岁。包公为了办案方便扮作妓女的跟班，穿着娼家的衣衫，戴着娼家的帽子。老百姓认为这损害了包大人的名誉权，45岁这一年很不吉利，于是豫东乃至整个河南一带，男人到了45岁，说这一年是“骂年”。
戏曲评论家认为《陈州粜米》这出戏是借宋代的事反映元代的整个社会状况，这完全有可能。因为影射现实，借古讽今是历代文人常用的手法。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这本杂剧是否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。
包公放粮的根据
首先，包待制的舞台形象完全和他的历史表现相吻合。老百姓常说的包公就是指的包拯。包拯字希仁，庐州合肥（今安徽合肥人），北宋天圣年间进士。他做过地方官，如开封府知府等职。并三次调中央监察机关做官，如监察御史、谏院谏官、御史中丞等职。这中间还被封为天章阁待制，龙图阁直学士。待制也即学士，这就是包待制的由来。包公死后谥孝肃，因此又称他为包孝肃。过去做官，大部分人是为了“黄金屋”，为了“颜如玉”，用更直白的话说，“千里去做官，为的吃和穿”。贪赃枉法是旧官场的普遍现象，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。而包拯做官，一不怕得罪人，敢告皇亲国戚；二不贪金银，廉洁奉公，直面腐败现象，嫉恶如仇。其实，包拯在北宋历史上的地位并不特别高，他流芳百世的原因是他的人品和作风深受百姓敬仰，这反映了民意。
在宋代的史料里，还没有发现包公陈州放粮的直接证据。间接的证据有包拯上奏仁宗的一封奏疏《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》。在这篇奏疏里，他向朝廷反映陈州地方受灾，粮食歉收，农民交不上公粮的情况。
负责财税的转运司规定，以实物税折合成现钱的方式向农民征税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折见（现）钱”。宋代的税收制度是以农民占有土地的多少为征税标准，一年夏秋两征，一半收钱，一半收粮食。这次因为陈州受灾，税收改为只收现钱，不收粮食。问题是朝廷规定大小麦每斗折现钱一百文，脚钱（运输费）二十文，仓耗等再加二十文，即每斗麦需要交钱一百四十文。而当时市上小麦每斗实价五十文，这样每斗小麦的“折现钱”就额外增添了九十文。更不讲理的是熬制土盐，如果按照换算，熬制每斤土盐要交税二百八十文。针对这种乱收税的情况，包拯沉痛地提出“乃是于灾伤年分，三倍诛剥贫民也”、“一郡五县数十万口，非常暴敛，小民重困”，请求皇上下旨免去陈州地方额外增添的税收。
从这篇奏疏里还可以看出，包拯当时并不在开封府工作。陈州和开封府是同级，宋代的行政区划分是路、州、县三级，开封属京东路管辖，陈州归京西路管辖。因此，包拯以开封府知府的身份下陈州办案的说法并非史实。包拯只有在中央监察机关工作，才有可能“奉圣旨令京西路转运司相度闻奏”。包拯任天章阁待制不久，就做谏院谏官，这封奏疏大约写于这个时期。这就是元杂剧的史实依据。《淮阳县志》记载一通明代成化年间的《重建包孝肃公庙碑》碑文，碑文记述，旧的包公祠在当时陈州的官仓永积仓内。原因是“陈州公监粜之处，除奸革弊，民受其惠，故其祠立于仓中”。
县志里还记载着一通明万历年间的《四贤祠碑》碑文。四贤指的是做过淮阳太守的汲黯；做过陈州知州的范仲淹；北伐中原，三次收复陈州的岳飞；另外一个就是包拯。这四人都对陈州的百姓有功德。其中说包拯的贡献就是，根据圣旨开仓放粮，救活了陈州数万百姓。这应是《陈州粜米》剧本的创作依据。但以上两则碑文也只能作为间接的证据，因为其内容都是明代人追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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