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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1942》换棉裤是表达了现实的残酷。冯小刚在高晓松的访谈节目《中,曾讲到了这一段。他说这个情节就是为了增加一些现实的残酷,但是在这残酷里面又要生出一点点暖意。冯小刚还说他的本意是好的,可是对某一些人来说,他们就会觉得很廉价。
1942概述
一九四二年,因为一场旱灾,河南发生了饥荒。老东家叫范殿元,大灾之年,战争逼近,他赶着马车,马车上拉着粮食,粮食上坐着他一家人,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。
三个月后,到了潼关,车没了,马没了,车上的人也没了。这时老东家特别纠结,他带着一家人出来逃荒是为了让人活下来,可是到了陕西,自己的亲人全死了。于是他决定不逃荒了,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。老东家此时没想活着,就想死得离家近些。
每一个时代,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。只有当我们揭开历史的伤痕时,才能洞悉潜藏于下的不屈精神。
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,给全国人民敲了一次警钟,在繁华的现代文明之下,是脆弱的社会架构。
若干年后,我们会记得这一场国家救援。但同样是天灾,1942年,中国河南发生的大饥荒,却早已泯灭在世人的记忆里了。
2011年,冯小刚取材自刘震云的同名纪实性调查体小说,拍了一部争议巨大的灾难片**——《温故一九四二》。
01、偶然的来源
上个世纪90年代初,刘震云的小说《温故一九四二》出版后不久,在某个七月的下午,王朔把刘震云的这本小说交给冯小刚,说道:推荐你看刘震云的这本中篇小说,最好能拍成**。
于是,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打磨之后,冯小刚于2012年将其搬上荧幕。
这是一部一反冯小刚喜剧风格,在上线一开始就饱受巨大争议的**,观众中好评和差评两极分化严重。
有人称赞它还原历史,前事不忘后事之师;也有人认为冯小刚纯粹是拿他来恶心人,赚烂钱;针对这两种说法,冯小刚都没做出具体回应。
但就票房来看,冯小刚只是堪堪收回了成本。
02、崩溃的,不止是灾民
老一辈的河南人里有一句顺口溜,叫:水旱蝗汤,河南四荒。
前三者指的是水灾旱灾蝗灾,而最后一个却指的是一个人:抗战期间,时任河南最高军事指挥官——汤恩伯。
所谓的“汤”就是说汤恩伯上任后,进行了刮地三尺的敛财,如同害虫般祸害乡里,而一九四二的故事,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的。
1942年的中国大半国土早已沦丧,日军大举进犯河南,恰逢当年大旱,旱灾过后又是蝗灾,庄家颗粒无收。
逼急了的农民闯入老东家范殿元家里吃大户,迫于战争压力,没了粮的地主范殿元赶着马车,装好仅剩的口粮,携家带口的加入了逃荒的人群之中......
三个月后,经历了艰难险阻的范殿元终于逃到了潼关,可粮食没了,马车没了,连亲人也没了,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。
于是,范殿元停下了脚步,决定不再逃荒,他开始往回走,不想活了,只想死的离家近点。在一条荒路上,捡到一个喊了他声爷爷的小女孩,**走向终结。
剧情很简单,没有太多的弯弯绕,以白描的手法平铺直叙。冯小刚力图还原一个血淋淋的事实,但在人物刻画上,却选择了循序渐进的方式逐层推进思想深度。
老东家范殿元,旧时的地主代表人物,住在有家丁护院的堡垒里,但当受灾的农民叩开范殿元家大门的那一刹那起,就预示着社会秩序的摇摇欲坠。
天灾之下,传统的阶级壁垒如同窗户纸般一捅就破,为了活命,底层要拉着上层一起下水。
在被洗劫之后,范殿元携家带口加入了难民的队伍,往日高高在上的地主形象不复存在,社会秩序完全崩塌。
而这,却才是绝望的第一步。
在向灾民传教的天主教士安西满,原来自信满满地前往人群中,怀着改变一切的心态而来。
他用一块饼收买瞎鹿让他拉二胡,为死者做弥撒,宣扬天主教,却在一场日本人的轰炸之中险些送命。
失落中他回到了教堂,却发现被改变的只有他自己。没错,信仰崩溃了,灾荒面前,信仰不能当饭吃,更不能让人活下去。
随着剧情的推进,卖儿卖女的场景开始出现。为了换生路,地主女儿星星把自己卖给了谎称被服厂的青楼。
史书上三言两语写就的“岁大饥,人相食”的场面,出现在了白修德的照片之中,这代表着中国人最看重的天理人伦的崩溃。
经济基础的丧失致使了社会上层建筑的全面崩塌,困苦的灾民,一点点泯灭着最后的希望。
“老哥,山西还有活路吗?”“山西有活路,可我没有活路了。”范殿元绝望地往回走,从精神上早已失去了刚上路时“给我十年,我还是地主”的斗志。
03、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
一千万河南灾民,不是个小数目,难道所有人都不闻不问吗?
显然不是。影片中,除了老东家逃荒的一条线索之外,还有上层的一条线索。可我们却看到了什么?
河南省长李培基找到第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,希望他减免三千万担粮食的军粮税负,但蒋鼎文说“灾民饿死了,这个地方还属于中国,要是当兵的饿死了,我们就会亡国。”
蒋鼎文说的话乍一听的确很有道理,但他却将军队和人民对立了开来,军队到底是为谁打仗?是为中国人打仗,存地失人,人地皆失!
但蒋鼎文毕竟只是军人不是政客,蒋介石下的命令,他只能遵守。
李培基无奈,只好前往重庆见蒋介石,蒋介石邀李培基一起共进早餐。
刚坐下,陈布雷就前来汇报情报,从斯大林格勒讲到开罗会议,从蒙哥马利说到罗斯福,一下子就把李培基吓住了,按李培基的原话说“他们说的哪一件事都比我这要大。”
早饭还没吃完,蒋介石就登上了前往印度的飞机,无法插嘴的李培基只好把灾情资料呈报给陈布雷,让他择日汇报。
大敌当前,蒋介石作为中国最高统帅,不可否认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压力,因为战争的成败决定着民族的命运。
诚然物资匮乏,军需紧张,但他一味地想要粉饰太平而非积极救灾的态度,着实让人愤懑不已。
一方面我们看到,直到白修德的照片洗出来刊登上美国《时代周刊》,蒋介石才开始被动地发放救灾粮。
然后,不疼不痒地抓了几个贪污犯枪毙了,做给灾民看,做给外国媒体看,表明政府在“积极地”救灾。
另一方面,为了迎接美国总统特使,蒋介石发动重庆市民,连夜赶制中美国旗,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对美国人夹道欢迎,想借此捞一把自己的面子。
但里子都没了,还想要面子?到底是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罢了。
1942年豫中会战,日军区区五万军队把蒋鼎文四十万大军打地大败而归,纸是包不住火的,蒋介石政府终究还是腐败到了头顶。
“培基,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?”
“政府统计,一千零六十二人。”
“那实际呐?”
“大约,三百万人。”
蒋介石和李培基的最后一段对话,道出了河南受灾的实际境况。
当灾荒来临,最后一点希望消失之后,曾经联系万千人的纽带消失了,民族意识不再存在,无力组织的国民政府,恰如孙中山先生所言“四万万中国人,一盘散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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